最近热播的暑期档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，刚一上映就以所揭示的“看病难、假药、药贩子”等社会热点问题吸引了观众的眼球，好评如潮。本片围绕“命、药、钱”三连环的关键要素，以市井感十足的小人物形象充当主角，用喜剧化的剧情带入主题，以“假药案”纵深展开，带给人们人性与理性的深入探讨和思考。高昂的医药费紧紧的束缚住了癌症病人，影片中将病痛带给人的绝望现实，活生生的呈现到了观者的眼前，并将哈姆雷特的终极命题抛给观众：究竟是为了生存去顶风作案铤而走险，亦或是为了守法毁灭生存下去的一线希望？在情与法的问题上也如仓央嘉措般向上苍追问：“世间安得双全法？不负法理不负情。”

　　从宏观上来看，这种生与死、情与法间的冲突与张力贯穿于整个影片始终，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在违法者程勇和执法者曹斌身上。

　　当患者吕受益最初请求程勇代购印度仿制药品被一口回绝，到程勇为救父筹钱不得已走上代购假药之路，再到他因畏惧法律而将代理权转让，最后又出于对患病者的同情而重拾旧业，并为此不惜赔钱代购。可见，对于违法者程勇在情与法的选择上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挣扎。程勇毕竟来自于市井之间，法律于他而言，无非是“卖假药被抓住后能坐几年牢”的问题，他判断曲直公正的出发点其实源自于人内心朴素的是非善恶观，既简单而又纯粹。他所不知的是，在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，“公义”的涵意已经被注入了新的血液，变得更多元、更丰富，早已脱离了非黑即白的二元价值观。在代购印度仿制药这件事上，程勇的出发点是救人，以最原始的善恶观来考量，当然是“胜造七级浮屠”的公义之举。可是，在法律看来，一方面，任何药品的销售均要有合法渠道，走私代购行为显然是应当一律被禁止的。另一方面，新药研发具有高投入、高风险、长周期的特点，非法代购行业的泛滥，侵害了药企的合法专利权，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经济秩序，当然也是不被允许的。以此来判断，这种代购行为又是“非公义”的。从这层意义上而言，帮助社会公众来重新审视并定义“何谓正义”的命题，成为这部国产剧最大的价值所在。

　　作为执法者曹斌，他当然知道法律即代表正义，严格执法是荡涤丑恶、驱邪扶正，实现正义的不二法则。可是，这件案子动摇了他长期以来坚守的执法理念。当他挣扎着抓获一群买药之人，要求他们供出药贩子时，老太太近乎哀求的问话，更是彻底颠覆了他一直秉承的正义是非观。是的，正版药吃不起，取缔仿制药无异于断了病人的生路。对于这些病人而言，能活下去才是最大的公义。对于执法者而言，最大的公义固然是忠实的执行法律，但在生存面前，法律也立时显得捉襟见肘。曹斌一瞬间被置于“生与死、情与法”的宏大人生命题面前，无怪乎他也会无助、也会彷徨了。经过一番艰难的内心挣扎，他最终选择请辞来做一个置身事外者。

　　影片当中，程勇并非病患者，他起初代理药品纯粹为了牟利，但最后其心路历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又是出于一种“普世救生”的慈悲之心，此时的程勇，已经从为生计逐利的营营众生进化为普度众生的罗宾汉式人物。影片用两位印度神像伽梨女神和湿婆神像来表达这种心路转变，也因此被赞为整部影片的点睛之笔。至此，违法者程勇和执法者曹斌，分别以自己的方式，在情与法的较量中，作出了选择。正是程勇的这种选择，最终推动了整个社会制度的进步。在这一意义上，尽管曹斌请辞的举动没有程勇的行为体现得明显，但作为一名优秀的捕猎手，出于朴素的善恶观，眼睁睁放纵违法行为。从这一层面而言，二者殊途同归。

　　法不外乎人情。但法有其滞后性。诚如有学者所言：尽管法律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是人们所期待的理想状态，但社会生活事实将永远走在法律规定之前的客观现实，决定了在法的安全价值和个案正义之间存在的持久的张力。

　　这部影片是以号称“中国代购抗癌仿制药第一人”的陆勇的遭遇为原型而改编。与电影不同的是，现实中的陆勇本身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，他购买仿制药的初衷是为了救自己，其后的代购也非电影当中完全无私的舍己救人。但是，这丝毫不影响社会对他的肯定。由于这部电影，他以及所代表的这一群体，再一次站到了社会的聚光灯之下，受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，甚至引起了李克强总理的批示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种关注所释放出的积极意义，将来带来医药制度上的些许改革和进步，成为病患者的福音。

　　或许，这就是电影的魅力，它来自于现实，却又超越现实，通过直抵人心的剧情，戳中每个人内心的痛点，并以此推动社会的改良和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