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编纂《陈仓法院志》的机缘，我们有幸拜访了多位法院离、退休老领导、老干部以及已故老同志的家属。走访的老同志中，张隆是最特别、印象最深刻的一位。

　　无情岁月催人老。建国初到宝鸡县法院工作生龙活虎的年轻干部，六十多年后的今天，绝大多数已经谢世，张隆是屈指可数的在世者。他1956年6月起就担任副院长，经历法院建院、撤并、恢复、又被砸烂军管全过程，文革前期白生玺院长被抽调参加社教期间，他还曾实际主持审判工作，对法院前期历史应该掌握得相当全面。因此，对于找到他，采集到弥足珍贵的史料，我们充满期待。

　　然而，寻找他却颇费周折。尽管有多位老同志述说这位老领导的事迹、风范，大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，却只是隐约知道这位老领导仍然在世。文革时老领导遭受冲击，调离法院系统，并离开了我区（县）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大家谁也说不清他的具体情况。我们先后到区委组织部、档案局、劳动人事局、市中院等地查档案、访问，经过多方辗转寻找，终于打听到他就住在宝鸡市轩苑小区。真是同住一城，却如天各一方，不由使人生出许多感慨。

　　2012年8月12日，我们编志办一行三人终于见到这位老人。老人须发皆白，走路颤颤巍巍，但双目依旧炯炯有神，一口地道的陕北口音，说话干净利索。得知来意后，他笑声爽朗，老两口热情地招呼我们落座、倒茶水，十分地愉悦。我们三个，老、中、青三代人，虽然都未曾与这位老前辈共过事，却因为从事司法工作联系在了一起，同样的使命感使我们感到分外亲切。

　　简单地问候之后，我们询问了老院长的简历。老院长对自己每一段履历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他是陕北佳县人，生于1930年7月16日，少年时期参加儿童团，曾被日本鬼子抓住，得以机智逃脱。1945年6月在贺龙部队参军，1949年参加扶眉战役后留在当地工作，初到宝鸡县公安局担任中层领导职务，1954年调到宝鸡县法院工作，1956年6月至1958年12月，1962年9月至1968年3月担任县法院副院长。法院军管后调离，1990年从金台区人大副主任岗位离休。

　　访谈进行得很顺畅。老院长虽然已过耄耋之年，却仍然思维清晰，建国初许多已故老干部的家庭出身、工作情况，离开法院的去向记得清清楚楚，文革前法院案件的起伏，重大案件的办理情况，亦毫不含糊。老院长谈到，建国初土匪案件、反革命破坏等案件没有费多大的事情，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案件，却费了大工夫，反复了几次才予以根除。这些思想上的问题，要发动群众才能根除。老院长对于社会问题，仍能高瞻远瞩，全面看待、分析。谈话间，我们深深感到，他是一位钟爱司法事业的法官，一位有责任感的法官。

　　然而，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一切，他却没有提及。我们问及，老院长降低语调，淡淡地说：“文革中，我是全县政法机关造反派攻击的三个重点对象之一。”老人喃喃地说：“那时候说你是啥，你就是啥”。接着又说:“吕志明（文革后法院另一位副院长），是个好人，文革时，法院造反派××殴打他。清查三种人的时候，组织调查，他就是说没有打，保住了该同志的公职。” 其实我们知道，文革中他遭罪更甚，他也选择了宽恕。

　　老院长接着述说：“过去干部管理非常严，政治上严，经济上严，大家都是两袖清风”。我们知道，文革前期，他以副院长身份主持工作，鞠躬尽瘁，对自己要求严，对同志们要求也严，严格以法律办案。潮起之时，他也曾组织法院干警积极适应。1966年９月１日法院成立“文化革命领导小组”，同年11月6日他本人还被推荐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，出席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另一方面，他对于法院案件办理采取了调济折衷的办法，艰难地平衡着，不走极端。这造成了自己的危局，1967年法院内部造反派夺了权，他受到无情地攻击，揪斗，这是段伤心的往事。文革后期，情势稍缓，法院恢复，组织征求其意见，他选择了永不回法院。

　　问及手头还保留有法院资料、照片否，他坦言全部烧掉了。包括文革前有关法院资料、照片都烧掉了。如此地决绝倔强，我们感到惊讶。老院长解释道:“我尽力了，但无能为力，因此选择不再进政法机关。我没有考虑个人得失，只是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”。

　　我们知道，文革中法院、军管组办理的大量涉政案件，几乎都是错案。但前面法院办理的案件和后面军管组办理的案件，同样都是错案，但错误程度大相径庭。此，对于主事的张隆副院长功也，过也？他的内心是煎熬的。

　　让老人稍感宽慰的是，竟有一位经他手判处重刑的错案受害人，四十余年后，却不顾年高体弱，辗转打听到他，携子从外地专程赶来谢恩。老院长拿出一本杂志给我们看，这是2012年第一期的《大众文摘》。其中登载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幸遇法官张隆 文革免遭冤杀》，作者名叫魏锋。这是拜访张隆后，魏锋专门发表的谢恩文章。

　　魏锋案件我们有资料。他是位文学青年，当初在陕西省委机关工作，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，先下放虢镇机瓦厂劳改，后又被捏构了投敌叛国的严重反革命罪行。其不服被诬，不断抗争，申诉，又被视为不服改造的典型，上下一声吼要判其死刑。他受到极端折磨，生不如死情况下，绝食、自杀未果，当时的愿望就是早点判处死刑早点解脱。该案是1967年，张隆在自己已被揪斗，墙上刷着“打倒张隆”的大幅标语的险恶境况下办理的。他给予魏锋力所能及的关怀、开导，最后判处其九年有期徒刑。该案文革后平反，魏锋重新回到省委工作。

　　魏锋是不幸的，一生三次坐牢共二十余年，但也有点鸿福，他在张隆判下保全了生命，其后军管组所判类似案件受害人，如王浩不服改造案，就没有这么幸运，直接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因此，在平反后他一直念念不忘。“我没有忘记，永远也不能忘记，那位保留了我生命的法官张隆。我想拜访一下这位恩人。可是，相别已四十多年了，他今在哪里？文革中宝鸡县的公安局长已被迫害致死，而那‘打倒张隆’降临在这位院长身上的灾难，他能够安然度过吗？”，这是魏锋心里的担忧。张隆是他心里的包青天，他认为“像张隆这样的好干部、好党员、好同志、好法官，实为少有。”

　　辞别这位尊敬的老人，他颤颤巍巍地坚持要送我们到楼下，被我们坚决辞挡。此时，我突然感慨万千，想起明史人物。小和大一样，在我们县级法院这小舞台上，他与成为海瑞的机会擦肩而过，却有点象首辅申时行，费尽心血搞平衡，却最终功败垂成，至憾。但愿以后我们的社会少点折腾，让我们的法官能够坚持严格以法办案和良心办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