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晨上班，确实有些忙。

　　电话铃响了，是导诉台小高的声音：“一位叫吕红玲的当事人要求见您。”

　　我大脑转了一圈，没有找见吕红玲这么一个人的影子，就对小高说：“问问她什么事情。”

　　稍停一会儿，小高在电话里说道：“她说您十三年前办过她的案子，她找您有些事要说。”

　　蓦然心一惊，十三年前我还在龙川法庭，莫不是哪个案子办得有问题？还是见见这个人再说吧。

　　“让她在楼下等等，我马上下来。”我对小高说。这是院里的规定，法官会见当事人必须通过导诉台通知，并亲自到楼下去领。

　　迅速处理了手头的事情，我下到一楼。见到导诉台前站着一位有点岁数的女人，有些拘谨，小高说：“这就是吕红玲。”

　　“哦！请先到我办公室再说。”

　　上到五楼，进了办公室，让她坐下。她显得很不自在。我倒了杯水给她，让她说事。

　　“其实我也不知道找您对不对。”她吞吞吐吐的开口了，“我费了好多事才找到您这里。”

　　“既然找来了，就说说看，我能帮你什么？”我安慰她，想让她镇静下来。

　　“十三年前，我前夫到龙川法庭起诉跟我离婚，我没有到法庭去，法庭就给我们判离了，我一直没有拿到判决书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打工，也不知道那判决书还有用。近来我找了个对象，准备再婚，去办手续时人家非要当年的离婚证明，才知道还需要那个判决书。托人去找我的前夫，他对我恨得咬牙切齿，什么也不愿帮我。没办法，我只有找龙川法庭。可我去了几次法庭，法庭现在的人都很年轻，他们虽然对我很热情，可什么也帮不了我。后来我们村长给我说，当年您在法庭，他让我来找您，我就来了。您一定要帮帮我呀！”

　　说着，她拿出了村上镇上开的证明，还有身份证。这个女人已经四十九岁了，证明上只说她在十多年前经法院判决已与前夫离婚，现需办理结婚，请法院配合云云。对她的事情了解了个大概，还有些问题我必须搞清。

　　“你知道你们在龙川法庭离婚的案件号么？”我问。

　　“啥是案件号？我不知道。”

　　“还记得立案的时间或者结案的时间么？”

　　“不知道。我只记得我儿子当时十一岁了。”

　　“你确信是我当年办你们的案子的？”因为我对这个人没有一丝印象，所以只能这么问。

　　“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只能找您了。”她显得可怜兮兮。

　　面对这样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当事人，我同样有些茫然。这问题必须解决，要不作为法官我心不安啊。于是，对她说：“你先到接待室去等等，我查查档案再说。”

　　她离开我办公室时，背影轻飘了很多。

　　根据吕红玲提供的线索，我与龙川法庭杨庭长取得了联系。自档案室调来了1996年至1999年连续四年龙川法庭的收案簿，我与书记员小王一起一一查对。一个多小时后，终于找到她与前夫离婚一案的案号。有案号了就好办，让小王再到档案室调来案卷。我仔细审阅，发现这并不是我当年办的案子。因为当时吕红玲下落不明，按法定程序，龙川法庭在送达开庭传票和民事判决书时都是依法公告送达的。

　　搞清楚了事情的原委。我与小王一起到了接待室，给吕红玲送达了这份判决书，并向她讲明其中的道理：“十三年前，法庭审理你前夫诉你离婚的案件，因你下落不明公告送达，是完全合乎法律规定的。你在知道情况后应及时与法庭取得联系，并当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。可你却这么多年之后才来，对自己也太不负责任了吧？”

　　她喏喏地说：“谢您了！谢您了！没想到法官这么好。我一直怕面对这事，怕法院人找我，可没想到是这样。谢您了！”

　　怀着几分激动，几分不安，这个叫吕红玲的女人侧身出了法院大门。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同样有几分不安。在老百姓心中，司法始终透着丝丝威严，像她这样的普通百姓十三年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，这何尝不是一场悲剧呢。好在我们现在的法官们贴近生活了，愿意走进百姓了，吕红玲们还会有不安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