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随园诗话》是清代最著名的诗话，作者袁枚（1716－1798），字子才，号简斋，世称随园先生，是清朝著名的诗人、文学家，以其“性灵论”统领乾嘉文坛五十年，被称为“一代骚坛主”。在《随园诗话》中，作者记述了自己的两次说情经历，读来别有意味。

其一，青楼女子金某因事犯法，因与袁枚有半面之缘，托人求袁枚向苏州孔太守写信说情。袁枚与金某本不太熟，出于情面，不好拒绝，但又知道孔太守素来性格刚强，不阿权贵，不禁有些为难：因与金某不熟，信不能写得太详细；但信写得不详细，就可能会引起孔太守的怀疑，达不到说情的效果。权衡再三，诗人写了这样一封信，大意是说：我老了，万念俱空，但在风月之事上还有些老毛病。今年春天时，我去太守的辖区参加了一些踏春的活动，碰到一些女士，但大都徒有虚名，只会饮酒赴宴，只有金某脱颖而出，陪同我一起探望了朋友。最近我接到她的信，称因为其他事牵连犯法可能受到惩罚。她的事情，自然有官员依法办事，我不敢干涉。只是这些女孩子，身世飘零，误入歧途，就成了无处依靠的贫民，就算是圣人，也会同情她们。况且这些人交往很多，路子一定很广，但却没有去请求那些权贵，而是请求千里之外空山里我这个老头，可见在她们看来，太守您的原则性很强，除了我再也没有人能说情了。信的结尾，诗人引用了古人的两句诗，大致说出了请给个面子的意思。不久，孔太守回信诗人，其中借用了诗人引用的诗句，表达了不予惩罚的意思。此事的结果，袁枚不仅说情成功，而且他和太守之间的往来书信也在社会上流传一时。

其二，号称名妓的戴某与章太守的看门人私通，太守知道后，开除了看门人，但并没有责怪戴某。戴某因此到庙里还愿，引起围观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。太守认为她做事张扬，要拘留她予以惩罚。她的朋友托县令求情无果，又托人请袁枚说情。袁枚当时正在渡口乘船准备回家，见到戴某虽号称名妓却已经是风烛残年，遂生了恻隐之心，就草草给太守写了一封信，说：宋时钱穆公任常州刺史，有一次宴客时因故要惩罚一个妓女，妓女求情，钱穆公说，只要在座的欧阳修大人能为你写一首词，就饶了你。欧阳修当时就写了一首词，救了这个妓女。诗人说，我虽然不是欧阳修，但大人您却是当今的钱穆公，就让我为戴某写两首诗吧。在诗里，诗人写到：这对野鸳鸯去庙里烧香，只是感谢太守不惩罚而祝福太守，没想到却惹恼了太守；请问太守，您怎么忍心砍掉桃花，摧残真情？信交给来人后，诗人就回了家，此后一直没有消息，诗人因此产生了一些不安。大约半月后，收到了章太守的回信，只有七个字：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说情成功。

说情之风，自古就有，源远流长。分析袁枚的这两次说情，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对象因素很重要：一是说情的对象殊值同情，两次说情，对象都是风尘女子；二是求情的对象都是文人雅士，两位太守，接受说情后，均与诗人诗词相和，颇有雅量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诗人选择了合适的说情方法，因而收到了最佳的说情效果。

首先，诗人摆正了自己的位置。两次说情之时，袁枚已诗名满天下，登门求诗的络绎不绝，各种唱酬应接不暇，两位经常出入于娱乐场所的妓女居然都能托人找诗人说情，可见诗人文名正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诗人为人说情，所能依靠的自然就是自己的文名。但文名只是别人尊敬所致，如果自己不能摆正位置，说情的对方不予理睬，可能就会落得个尴尬收场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第二次说情没有得到答复前会感觉内心不安。正是基于此，袁枚在写信说情时，很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在第一封信中，诗人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在风月之事上有毛病的老头，将这次说情纯粹说成是自己作为一个有老毛病的文人的结果；在第二封信中，作者则以古喻今，从文人的角度解释自己对于这件事的看法。两封信，诗人虽然在说情，但更像是文人之间在交往谈诗，从而冲淡了说情的功利色彩，使求情的对象从情感易于接受，为说情成功奠定了基础。

其次，诗人抬高了对方的地位。以一世文豪向地方官员求情，虽然诗人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但仍然要注意对方的感受，毕竟对方有处置大权。在这两封信中，诗人都适当地抬高了对方的地位，使说情始终处于自己从下向上求取的境界。在第一封信中，诗人利用对方原则性强的特点，说明之所以别人不寻求权贵而找自己这个老头子说情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太守原则性强，不阿权贵，所以对于自己的这次说情，诗人也只求太守给个面子。这样就在说情的同时，隐性地赞美了太守，抬高了太守的地位，将太守接受说情后可能会在法律范围内的出入，淡化处理为给自己面子，消除了太守可能产生的心理顾虑。在第二封信里，诗人则利用为文人所称道的历史故事，将太守比作钱穆公，使太守接受说情成为一件可以和历史名人比肩的佳话，同样也淡化处理了太守出入法律的后果，消除了太守接受说情的后顾之忧。

第三，诗人充分尊重了对方的权威。既然是求情，一般要说明求对方怎么做，但诗人在这两次说情中，都没有说明要求对方具体怎么做，而是娓娓道来，一副平和谈诗的姿态。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诗人知道，自己虽为一代文坛领袖，对于妓女这些特殊群体的说情还是担有风险的。这在第一次说情时诗人就有感觉：因与说情的对象不熟，信不能写得太详细；但信写得不详细，就可能会引起太守的怀疑，达不到说情的效果。所以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说情限于一位诗人的说情，至于最终对方怎么做，则任由对方处理，自己不参与意见。这样以来，就体现了对于对方权威的充分尊重，从而既减轻了由于文豪说情而给对方造成的心理压力，也为自己万一说情不成保留了退路。

袁枚的这两次说情，针对的都是违反了刑事或者治安法律法规的事件，即使说情成功也不会触动他人的利益。袁枚又敢于将这两件事收入自己的著作，可见接受说情的太守并没有枉法。两位太守是否与袁枚熟识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两次说情居然能产生一段文坛佳话并流传后世，我辈执法之人，在今天仍不免心向往之。若在今天，有人说情如诗人者，我辈又岂能不手下留情？